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蔡锷将军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辛亥革命时期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另一件是四年后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民主共和国政体的护国军起义。其遗著被编为<蔡松坡先生遗集>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省宝庆府（今邵阳市）[6]一户贫寒的裁缝家庭[4]。目前，蔡锷出生地有两种说法[7]：一是宝庆府邵阳县亲睦乡[8]蒋家冲[9]（今邵阳市大祥区[10]蔡锷乡蔡锷村蔡锷故居）[11]；二是宝庆府武冈州山门镇水东大坝上（今洞口县水东乡杨万村大坝组）[12]。1887年随家人迁至武冈山门黄家桥（今洞口县山门镇）。幼年在私塾读书。13岁考中秀才。15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2]，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并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后入上海南洋公学（后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蔡锷

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

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了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13]

发动起义

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5]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贵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

“绝对同情支持。”

1911年（宣统三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在就任云南都督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蔡锷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抵达昆明，这年的农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蔡秘密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韩凤楼、沈汪度、殷承瓛、雷飚、黄永社等计划响应，预定于十二日发动，推蔡为总指挥，以新军为骨干。不料事机泄漏，初九日，云贵总督署[5]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同，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夜，蔡锷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蔡自己率三十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13]，次日中午，起义军胜利攻占云贵总督署。由于10月30日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故史称昆明辛亥起义又被称为“重九起义”。

11月1日，大中华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举为都督。数日后，云南各府、州、县传檄而定，全省光复，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统治被彻底推翻[14]。蔡锷在出任云南都督期间，大力推行新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深受军民爱戴[14]，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始终坚持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原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