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李鸿章还是决定北上。

在刘学询的陪同下，他于1900年7月17日（农历六月二十）动身。广东官员们在巡抚德寿的率领下，到天字码头日近亭为李鸿章送行。

登船之后，因要等候涨潮，船并未启动。李鸿章的安徽同乡、南海知县裴景福被李鸿章召入船舱单独谈话。日后，裴景福在其回忆录《河海昆仑录》中，作了详细的记载。

这天，天气极为炎热，李鸿章穿着蓝丝短衫和“鲁风履”，倚一小藤榻。坐定后，李鸿章对裴景福说：“广州斗大城中，缓急可恃者几人？尔取信于民，此正可有为，为地方弭患。督抚诚不若一州县也，能遏内乱，何至召外侮？尔其勉之矣。”这是表彰裴景福在安抚外商方面的成效。

此前的6月10日，总税务司赫德曾紧急密电粤海关税务司、英国人庆丕（Paul Henry King），请他“立即往访李鸿章，向他说明此间（北京）局势极端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我请他电奏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

庆丕立即将电报送给李鸿章，李鸿章次日就致电盛宣怀：“国事太乱，政出多门”，要求盛宣怀向他通报北京的变化。同时，李鸿章立即致电荣禄，力言“外衅不可开，拳党不可信”，也没收到荣禄的回电。之后，李鸿章的信息主要依靠山东巡抚袁世凯的通报。随着危机加深，主要聚集在南海沙面的洋商们，相率赴香港避乱，李鸿章命令裴景福等前去会晤各国领事，表示中国政府有决定和能力保护外商的安全，这才遏制了外商们逃亡香港。

6月中旬，中央就下令李鸿章北上，但他却足足拖延了一个月才从广州动身。原因之一，是列强与广东地方官绅们的阻力。在这危险而不明朗的局势中，有李鸿章在，广东的维稳工作就能得到保障。庆丕在6月18日给赫德的报告说：“李鸿章宣布立刻遵旨北上的意思后，立即引起驻广州的各国领事和香港总督以及上海等各方面的纷纷责难”。广东官绅更是“呼吁攀留”，“其情恳切，竟至遮道”。

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央虽然命李鸿章北上，却没有明确他的职务和头衔。且不说作为被“贬”到广东来的“前总理”，李鸿章绝不会在“名不正言不顺”下北上，自跌身价。更为关键的是，几股势力的缠斗还在进行。中央就有以慈禧及光绪为一方的老“核心”，及以端郡王、刚毅等为另一方的新“核心”，加上庞大的义和团;而地方上刘坤一、张之洞等，虽然一片声地呼吁李鸿章站出来收拾局面，自己必将惟命是从，但各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谁都不可轻信;海外的孙党和康党，也联合各自的列强后盾，积极运动;至于11国之间，更是勾心斗角。在此波云诡谲之时，李鸿章绝不会在天色破晓之前，贸然踏进漆黑的三岔口，于事无补，于已则有大害。

他的策略就是拖，态度上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行动上则找出种种理由，拖延启程。先是提出“先定内乱，再弭外侮”，而后又拒绝服从对列强开战的“乱命”，积极倡导“东南互保”，最后则是“水陆梗阻，万难速达”的婉转理由，甚至干脆是“政府悖谬如此，断难挽救，鸿去何益”的强硬理由。总之，因局势“变态百出，暂不能许”。

待到他在7月17日终于“能许”时，正是任命他出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圣旨，刚刚到达1天。经过5年的蛰伏，李鸿章终于收回了因甲午战争而失去的地位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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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送行的船上，裴景福向李鸿章进言说：“内乱为外侮之媒，东南之安危，视乎上海;上海之安危，视乎香港;香港之安危，视乎广州;广州之安危，则视乎沙面。领事洋商聚集于此，而匪人日思暴动，以沙面为发难之基。沙面不保，香港受其牵动，东南大局，不可问矣。某既为地方官，自当与共存亡。公过港时，盍将此意告知港督，同心协力，以保东南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