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为人知的红岩往事
2021-07-22 浏览0次

她与他,经媒妁之言而相识,没有经历风花雪月的浪漫恋爱,15岁的她就嫁到夫家。之后,他们有了一个心爱的儿子,她开始了传统家庭主妇的琐碎生活。

她没读过多少书,却理解丈夫对信仰的追求。他要去读书,她静静地替他收拾行囊,让他放心家里。他从事极危险的革命工作,她日日夜夜地提心吊胆,却还是把自己历练成他不错的助手——当他与同志们进行秘密商讨时,她做最忠实的放哨员:他在异乡遇险急需救助时,她二话不说想办法筹钱去把他接回来……

嫁给他以后,贫困、动荡、恐惧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她不在乎,觉得婚姻的日子就那样一直过下去,也是一种幸福。

可那种幸福,在那个年代,对他们来说也是那样的奢侈、短暂。

那一年,他接到上级命令,调到重庆工作。1943年的重庆,大街小巷被可怕的白色恐怖笼罩,搜捕,枪决,尖利的警笛声扰得人心惶惶。身为市委重要领导的他,在初到重庆时给她写过一封信,嘱她带着儿子与他会合。

命运弄人,她收到信时,年幼的儿子正在出麻疹,无法前往,就暂时拖了下来。没想到,一拖就是6年。此后6年,她没了他的音信。写信、寄钱,全如石沉大海。她只能带着儿子,忧心如焚地在家里等待他的归来。

6年后,再次得到他的消息,对于她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丈夫已经在重庆有了新家庭,成为另外一名女地下工作者的丈夫,且有了一个儿子。消息是她弟弟带回来的,那一瞬间,她6年的思念与牵挂被撕扯得粉碎。弟弟还在信里说,姐夫再婚后又接到新任务,要离开重庆,却不方便把年幼的儿子带在身边。弟弟希望姐姐顾全大局,去重庆帮姐夫带孩子。

一个女人,被另一个女人抢走了丈夫,如今又让她去帮他们带孩子。这样的消息,于她,终是太残酷。她哭,每天每夜把自己埋在被子里,嘴唇都咬出血。那份痛,那份委屈,无处可诉。

没有人知道,那一段时间,她的内心,经历过怎样的狂风巨浪,又被撕扯成什么样子。只据她的儿子后来讲,她大半生睡眠不好,是那时留下的病根。

此后,他们仍然写信劝她,向她耐心解释。她慢慢明了丈夫当初的无奈选择:一个革命者,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如履薄冰,组织上要求他切断与家里所有的联系。为了工作需要,一位年轻女助手到来他身边,他们在重庆“组建”了一个新家。白日里,他们像寻常夫妻一样拉着手在街上走过;夜里,他们是最亲密的战友,在灯下共同筹划革命事业。朝夕相处,他们难免情生。一年之后,组织上承认了他们的关系,批准二人正式结婚,一对假夫妻做成了真。

他成了别个女子的丈夫,彻底驶离了那段旧婚姻的港湾。不管他们如何解释,这样的结局还是让她伤透了心。恨过,怨过,委屈过,最终,她还是把那一切全部抛开。她对自己讲:那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为了革命连性命都不顾,自己何必在乎那么多?

那年春天,收拾好家里的一切,她拉着儿子的手说,你爸爸在重庆,又给你找了一位新妈妈,还给你生了一位小弟弟,我们现在去看他,你要好好让着他,疼他。年少的儿子似懂非懂,点头答应。她的眼里,瞬间又是泪光点点——有多少委屈和痛苦。

她去了重庆,接到了“新儿子”,却没能见到那一对让她又恨又爱的人——彼时的斗争形势越来越险恶,他们已经转移到了新地点。接着,一场因暴露目标而提前发动的革命暴动,结局以惨烈的失败告终。他的头颅,被敌人割下来挂在城门上。没有人告诉她这个消息,她守着两个儿子,耐心地等候他们的父亲归来。

得知他们夫妻双双牺牲的消息时,重庆已迎来了新的黎明。1949年11月14日,国民党大撤退之前,一场惨绝的大屠杀在山城悄悄进行。事后,她在一片山坡上找到了那个女人的尸体,那个让她怨着恨着又敬重着的女子,一身红毛衣,白色的长围巾,蓝色的裙子,还有一张备受摧残的年轻脸庞。

那是她们第一次相见,也是最后一次。她扑上去抱着对方失声痛哭:妹子,我把你的儿子带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孩子吧……也是在那一刻,她得知丈夫早已身亡的消息。一声长长的叹息,两滴剜心的眼泪缓缓地从她不再年轻的脸上滑落。诉不尽的情与怅,丈夫啊,你永远听不到了。

她叫谭政伦,是江姐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的前妻。

江姐与彭咏梧牺牲后,谭政伦带着两个儿子过生活。她偏执得近乎苛刻,把所有的爱无私地给予小儿子云儿。最艰难的日子,她想办法让小儿子吃上牛奶。最终,她完成了江姐夫妇的遗愿,把云儿培养成人。

1976年,谭政伦老人安然离世。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封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首《红梅赞》,唱不尽的英雄颂歌,唱给了当年从渣滓洞里走出来的英雄江姐。电影,电视,歌曲,多少围绕红岩故事改编的文艺作品,主角永远都是江姐,她的形象永远是那么高大美丽,却很少有人知道谭政伦。

如果说,江姐是开在悬崖上的一枝红梅,谭政伦就是那枝开在谷底的幽兰,她一直沉默地躲在江姐的万丈光芒之外,为那个家、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牺牲。她,也不应该被历史忽略和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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